中國天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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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40世紀

已有天文定向知識，在西安半坡遺址中的房基門朝南，墓葬有一定取向。仰韶文化出土文物中，人面魚紋和蟾蜍圖案可能分別表示當時對太陽和月亮周日運動的認識。
鄭州大河村出土的太陽紋陶片，其復原缽飾有12個太陽，可能已將黃道帶分成12宮，也可能是一年分成12個月的意思。
已看到太陽表面上的黑子。陝西華縣屬廟底溝型文化的一只彩陶上有鳥駝日圖，《春秋緯元命苞》有“日中有三足鳥”。的記載，都是太陽黑子的記事。
西元前30世紀

已用觀測日出正東定春分日，並在該日舉行賓祭祭祀日出，山東莒縣陵陽河出土的含陶文的 陶尊，就是祭祀日出的禮器。《尚書．堯典》有“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的記載，《山海經》中有六座日出之山的記載，而陶文正是太陽出山之意。
已認識北斗七星，有專門觀測它的官員。河南濮陽西水坡一遠古墓墓主頭頂上方有用蚌殼擺塑成的北斗七星。《國語．楚語》有“命南正重司天以後神。的記載。北正黎也叫火正，觀測南天大火星；南正重觀測北天北斗以後時節。
已將包含大火（心宿二）的一部份星空看成一條龍，將包含參宿的一部份星空看破一隻虎，濮陽古墓中北斗星斗柄所指方向，墓主人後方用蚌殼擺塑著一條龍，左方擺設著一隻虎。上有北斗可知龍虎為天象，是四象星空劃分的最初形態。
西元前24世紀至前20世紀

進入觀象授時時代。《尚書．堯便》有︰“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江蘇連雲港將軍崖第三組岩畫有銀河和鳥星。
西元前20世紀

有專門觀測大火的官員，用火的位置決定季節。《左傳。襄公九年》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西元前20世紀至前17世紀

相傳為物候天象曆時代，《夏小正》寫成於西周或春秋時期，據說所記為夏代曆法。其中按月記有中星，斗柄指向和物候。有研究者認為它是十月太陽曆。
西元前17世紀

以北斗斗柄指向決定季節，《鴟冠子》記有：“斗棲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已注意觀測日食，並將日食看成與王事有關的天象。《尚書．胤征》篇記羲和沉緬於酒不知日食發生，成為最早被殺的天文官。有人推算此次日後在西元前2137年。
西元前17世紀至前11世紀

甲骨文記事的卜辭有許多關於日食的內容。早在武丁時期就有“貞︰日有食？”卜辭，有一條卜辭是：“壬子卜，貞：日韶於甲寅？”問兩天後會不會日食？反映有預測日食的要求。
西元前11世紀

已有多次記錄月食，甲骨卜辭中有許多月食記事，反映殷商時代用異常天象占卜。除日月食外，還有關於新星、行星、彗星的卜辭。
已使用過陰陽曆，平年有12個太陰月，閏年年終加13月為閏月。甲骨文中十三月的卜辭證明使用過年終置閏方法；殷代後期可能已經有了幾個特定節氣的知識，發現月份與他們掌握的節氣不合時，臨時加入閏月，有了不規則年中置閏法。甲骨卜辭中“冬八月”、“冬六月”、“冬五月”、“多八月”的“冬”、“多”都是“終”，即“後”，是“閏”之意。
殷代已使用干支記日，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合成六十進位的連續記日法；每日的白天稱日，夜稱夕，白晝又分成旦、朝、食、咩、昃、小采、昏等七段。
西元前8世紀

每月按月相至少分為上半月與下半月。西周金文中分別用既生霸、既死霸稱呼，周王有告朔的祭祀，在朔日舉行《詩經》有“朔日辛卯”句，證明當時已能確定朔日。
西周時代已使用圭表，《周禮．春官》有“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詩經》有記公劉“既景乃岡”，即用立表測影法定疆界。
西周豳地使用的曆法基本上與《夏小正》所記曆法相同，《詩．豳風．七月》所記天象與物候與《夏小正》較一致。
西周時代已使用漏壺計量時間，《周禮．夏官》記“挈壺氏….懸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他“掌挈壺以令軍井”。《詩經》有說織女星“終日七襄”詩句，星在地平上七個時辰是使用十二辰記時的反映。
西周時期有最早的日期確切的日食記錄，《詩．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柏舟》“日居月諸，胡選而微”都是有關日食的詩句。日食是古時用於星占的最受注意的天象。
西周末，星占已有程式，《周禮》記保章氏職責“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古凶”。出現將於象抽象成卦數的周易八卦，陽爻表示日月星涵3，陰爻表示水陸涵 2，三陽爻乾卦三涵3．3為9，三陰爻坤卦涵2．3，用以占筮。
西周末出現周天分十二次，用以計年，周天分二十八宿，用以決定日月五是之位置。《周禮．春官》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西周時代天文知識有一種民間相互傳習的普及教育，觀象授時在民間廣泛應用。《詩．定之方中》有“定之看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是工匠建房季節的選擇和測日影定方向的方法﹔《詩．漸漸之石》有“月離於畢，彼滂沱矣”，是戍邊士卒看雨季的方法。其它例子還有很多。
西周時代記錄了金星，《詩經》有“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詩句；當時還將黃赤道帶一周天星空分成四維，分別用龍、虎、朱雀、玄武四象表示。《詩經》中有龍旗、旐（龜蛇即玄武）、商（朱雀及隼）等儀仗。
西元前720年至前481年

魯隱公三年至魯哀公十四年，《春秋》中記日食37次，據研究其中32次是可靠的。《春秋》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的時候，天就會用日食或其它異常天象以及災害譴告，天象納入天人體系，天象觀測納入政治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天象觀測納入五行體系。歲星（木星），東方、蒼龍、青白等屬木；熒惑（火星）、南方、朱雀，紅色等屬火；鎮星（土星）、中央、黃龍、黃色屬土；太白（金星）、西方、白虎、白色屬金；辰星（水星）、北方、玄武、黑色屬水，建立了中國星占星體系，極為重視異常天象出現的時間和位置。
西元前687年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春秋》的這條記事是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記錄。
西元前644年

魯僖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是最早的隕石記錄，記有時間、地點、數量、性質。
西元前613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見於《左傳．魯文公十四年》，所記的是哈雷彗星，是關於該彗是的最早記錄。
西元前433年

二十八宿和四象的配合已是常識。湖北隨縣發掘的戰國初期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只漆箱，箱蓋上中為斗字，斗周圍是二十八宿名稱，再向外一側為青龍，另一側為白虎。已位於用具裝飾。
西元前350年

齊國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國石申著《天文》八卷，原書已佚，但其中有的內容為後人所引用。由引文看。他們發現了金星和火星有逆行；石申還編製了一百多顆星的赤道坐標的星表。《開元占經》中就有許多引文。
春秋時期使用過古四分曆，西元前655年至前522年的133年中，設置過49個閏月，可知當時採用19年7閏法。其年長以365.25日計算，可算出朔望月長為29又499/900日，由於它比平均朔望月29.5日大，就會出現連大月。這一點已為《春秋》、《左傳》記載證實。
西元前480年

經過測量定冬至點在牽牛初度、立春在營室五度。戰國時期實行過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等六種曆法。曆名托古。各曆的歲首與冬至日之間的日數互有區別：以含冬至的月份為歲首的稱“周正”，冬至後一個月為歲首的稱“殷正”，冬至後兩個月為歲首的稱“夏正”。其年長均為365.25日。
戰國時尸佼（約西元前390～前330年）的“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辟而起畢昴”含樸素的地動說，用相對轉動解釋周日視運動，並提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西元前239年

《呂氏春秋》一書寫成，其中《十二紀》中描述了一年中與五適相遇的天象，氣象、物象，由此而定“政令之所行”，是春秋戰國時代天命觀的集成，並以《月令》收入儒家經典《禮記》。該書中列出後世通用的二十八宿名稱。
《舜書》所記“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的話，千古兩解，莫衷一是。有認為璇璣玉衡指北斗星名的，有認為指戰國或戰國以前出現的初始渾儀的。由於魏國石申記有一百多顆星的位置，是當時有某種赤道式測角儀器的證據，所以璇璣玉衡為渾儀前身是有可能的。
西元前219年

秦始皇為統一嶺南開鑿了靈渠。工程中使用了原始經緯儀—石製水準方位儀。實物遺存於今廣西興安縣。該儀器可用基準方位控制築壩走向；可放置水準控制壩體高度。它是我國最早的工程實用天文測量儀。
西元前165年

我國天文學家就發明並使用了一種五星候占儀，實物遺存可在安徽博物館見到，是在安徽阜陽出土的。它由兩盤構成，上盤邊緣的小坑中可報置不同顏色的球或棍表示行星，按下盤所示二十八宿刻度放置好後，便可顯示五星動態，並可取得數值結果。它是渾象出現前演示、計算行星運行和作占的儀器。
西元前168年

我國已將彗星按彗頭，彗尾的形態予以分類，並分別命名。實物遺存見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彗星圖。圖中繪有29種彗星形態，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形態圖。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星占》帛書，記有木、土、金三大行星七十年間的位置，時間從西元前246～西元前177年，會合周期準確。反映出當時有比較準確的赤道式測角儀器，並將測量結果演示於五星候占儀上。
西元前193年

漢惠帝二年有“天開東北，廣十餘丈。”的極光記事，載於《漢書．天文志》。
西元前二世紀

司馬遷總結漢代以前的天文學成就，寫成《史記．天官書》。前者建立了由五官二十八宿組成的我國第一個完整的星官體系，同時還建立了司馬氏星占體系；後者是曆法史和曆法。開創了天文學寫入國史的先河。
西元前130年

《淮南子．天文訓》寫成。二十四節氣名稱最早就見於該書，書中還提出宇宙生於混沌“太始”，後清氣上升為天，濁氣凝而為地。
西元前二世紀

《周髀算經》成為學習天文數學的名著，該書有些部份寫成於秦漢以前，到漢代成為蓋天說的代表作，並對蓋天說作了數量計算。書中還有分數、等差級數的算法和勾股定理。
漢初沿用秦代使用的《顓頊曆》，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元光曆譜（西元前 134年）提供了證據。
西元前134年

漢武帝元光六年客星見於房，是世界上第一個有確切時間和位置的新星記錄，載於《漢書．天文志》。伊巴谷在西方也觀測了它，但見星時間及位置記錄不詳。
西元前104年前後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受詔改曆，實際頒用的是由唐都、鄧平、落下閎等人創編的《太初曆》。該曆定回歸年長365又385/1539日，朔望月長29又43/81日，是我國第一部體例為後世所宗的完整的曆法。
參加太初曆實測工作的落下閎製成渾儀，是我國文字記載由最早提到的渾儀。《史記索隱》引《益部耆舊傳》有落下閎“於地中轉渾天”的但載。它可能是由璇璣發展成的測量天體赤道坐標的儀器。
兩漢時期製成了可以演示天象並配合渾儀用於觀測的新儀器—渾象，製作人是大司農耿壽昌。楊雄的《法言．重黎》中有“或問渾天，日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西漢時期使用漏壺計時，現存有兩漢漏壺三件。西漢末年，桓譚發現溫度變化影響刻壺的準確性。在《桓子新論》中提出用晷影、中星校準漏壺的措施。
西漢末劉歆著《三統曆譜》，據《漢書．律曆志》，它的內容有造曆理論、節氣，朔望、月食、五星、二十八宿入宿度等；劉歆用五行理論使星占系統化，提出異常天象均應入占，更加重視特殊天象記事。
西元前28年

漢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有太陽黑子的最早記事。《漢書．五行志》記“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
西漢末至東漢出現的緯書由有樸素的地動說，《尚書緯．考靈曜》有“地恆動不止，而人不覺，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座，舟行而人不覺也”。《春秋緯．元命苞》有“天左旋，地右動”。
西元103年

東漢永元十五年，賈逵創制出黃道銅儀，實測中發現了月亮運動不均勻，在《論曆》中費逵稱之為月行有遲疾，他還發現冬至點已由過去的牽牛初度移到斗21度，走到發現歲差的邊緣。
東漢哲學家王充（西元27～約 97年）著《論衡》，駁斥天人感應說，並解釋日食成因為“彼見日食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食之”，還提出“天去人高遠，其氣茫蒼無端末”的早期宣夜說。
東漢張衡（西元78～139年）製成水運渾象。他的《渾天儀圖注》是渾天說的代表作，也是製造渾儀和渾象的理論根據。他寫的《靈憲》是重要的天文著作，闡述了陰陽五行與天象的關係；他認識到月食是月入地影所致，流星至地是隕石；天體“遠天則速，近天則遲”，是對五星運動不均勻的科學解釋。他統計的恆星數超過前人，測得許多天文數據，如測得日、月角徑均為半度，黃赤交角是24度。
東漢郗萌記先師所傳宣夜說，認為宇宙無限，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記於《晉書．天文志》內，是一種比蓋天說和渾天說更進步的宇宙理論。
西元185年

12月7日，漢靈帝中平二年十月癸亥記下的客星，是世界上最早的超新星記事，《後漢書．天文志》有“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西元206年

漢獻帝安十一年，劉洪編製了－部創新的《乾象曆》，第一次將月亮的運動不均勻性引入曆法。他實測得到近點月的週期，並測出近地點大約經九年多移動一周。由於他計算每天月亮的實行度數，從而使曆法中朔望相交食的計算精度得到提高。
西元220～280年間

三國時期吳國的陸績、王蕃、葛衡都製成過渾象。陸績取“渾天如雞子”而造成卵形；王蕃繼承張衡渾象但縮小了尺寸；葛衡的渾天象地平造在球內，反映出渾天說流行於當時。
西元237年

魏國楊偉在《景初曆》中首次提出食限的問題，並提出計算食分的方法，提高了對日月交食的認識。
西元300年左右

先後擔任過吳、西晉，東晉三朝太史令的陳卓，提出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完整的星官體系，比司馬遷的星官體系增加了星數，並且強調區分了甘、石、巫三派的星官，建立了有283個星官，1464顆星的新體系，寫了注占贊，分天區繪出星圖。他寫的《玄象詩》在敦煌P3589號殘卷中發現，是一首寫新體系星官的詩，藏法國國立博物館。
西元330年前後

東晉虞喜從冬至點的移動總結出︰一周天與太陽移動一周的度數不相等，得出“天自為天，歲自為歲”的結論，求得歲差積五十年差一度，發現了歲差。
西元421年

北魏鮮卑族天文學家斛蘭造出一架鐵渾儀，留下制儀形制，使用了二百多年。該儀底座鑄有十字水槽水準，是水準用於置平儀器的最早記錄。
西元436和440年

南朝劉宋元嘉年間的錢樂之，製成使用陳卓星官體系的渾天象，以朱、黑、白三色區別甘、石、巫三家星。它實質上是一種將地平放在縷空天球內的天球儀。
西元443年

南朝何承天創《元嘉曆》，首次提出使用定朔法的建議，並提出一種叫調日法的數值計算方法，調整分子分母數值，以便得到接近實測年、月長度的曆法採用值。
西元462年

南朝祖沖之制《大明曆》為第一次把歲差引入曆法計算。
西元五世紀

北魏道士李蘭發明稱漏。該漏應用虹吸原理，用“渴鳥”將水導入相當於稱盤的儀器中，漏水一升，稱重一斤，表示時間過了一刻，並可按漏入水的重量，經稱重而得到刻的小數，方便準確。
西元六世紀前後

齊張子信在海島觀測三十年，發現太陽及五星運動的不均勻性。太陽視運動春分後慢，秋分後快，他的發現大大推動了隋唐時代曆法的發展。
西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初

隋朝耿詢、字文愷製成稱水漏
庾季才和周玟綜合多家星圖，繪出陳阜以來一幅較完備的星圖，著成《靈台秘苑》一書。
西元604年

隋代劉焯製《皇極曆》提出改平朔法為定朔法，創等間距二次差內插法並引入曆法計算，確定歲差為75年相差1度，較接近真值。
西元610年

張胄玄所編的《大業曆》用於隋代，該曆五星會合周期達到很高的精確度，其中金星為583.922日，與今測值相同。
西元619年

唐初的付仁鈞在《戌寅元曆》中首次採用了定朔法。該曆五星會合周期也非常準確。西元645年因出現連續四個大月又改回到平朔法。
西元633年前後

唐李淳風造出渾天黃道儀，由於增加黃道與白道環，成為空前複雜的渾儀。
李淳風製《麟德曆》，著《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是後世撰寫天文志的範本。他撰寫一部天文星占名著《乙巳占》，將星占與唐代政區劃分聯繫系起來。
唐代留傳至今的珍貴星圖有兩卷，一卷現藏英國圖書館(S3326號)，另一卷在敦煌文化館（寫經類58號）。前者按月分畫十二份橫圖和一幅拱極圖，後者是紫微垣圖。兩圖均以三種顏色區分三家星，受陳卓星官體系的影響。
唐王希明（號丹元子）作步天歌，是一首認星詩歌，不僅為靈台觀測人員使用，也流傳民間，在古代天文普及上起了重要作用。步天歌的重要性在於建立了歷史上策三個系統的星官體系，以三垣二十八宿的劃分為特點，是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星官體系。
西元641年

唐太宗應允宗女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此舉也促進了西藏天文曆法的交流。
西元723年

一行造黃道游儀，作了大量恆星的測量，可以看出因歲差影響與前人測量結果的不同。
西元725年

一行與梁令瓚等造出水運渾象，比張衡所造又進一步，逢刻遇辰均有木人擊鼓敲鐘報時。
西元725年

一行為造大衍曆，領導了北至鐵勒（今烏蘭巴托西南喀拉和林遺址附近），南到交州（今越南中部）十三個測點的日影和極高測量，其中在河南的四個測點還丈量了距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大地測量，實測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傳統說法，用其測量結果，可計算出地球子午線一度的弧長。
西元727年

一行的《大衍曆》完成，並著成《大衍曆議》、《大衍曆述》。大衍曆採用不等間距二次差內插法，在交食計算上大有進步。一行還試圖用“易”學闡述曆理，雖不成功卻有很大影響。
西元729年

印裔天文學家瞿縣悉達編撰成有120卷的《開元占經》，是一部編輯很好的古代天文星占資料大全，許多珍貴資料是靠這部書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書中還翻譯了印度九執曆，節錄了一些曆法的數據。
西元八世紀末九世紀初

文學家、哲學家柳宗元作《天對》，回答屈原的《天問》，有宇宙無限和宇宙由元氣和混沌中創生的觀點。
西元780～783年間

唐代曆算家曹土勞制《符天曆》，最早提出廢除上元積年的革新。
西元822～892年間

唐朝頒用了徐昂造的《宣明曆》該曆定日食有時差、氣差和刻差等三差，近點月、交點月準確到小數第五位。該曆曾東傳日本，在日本行用了近800年。
西元十世紀

五代時期，隨著天文知識的普及與提高，墓室星圖由唐代多是表意性星圖而發展到使用位置較準的星圖。卒於西元942年的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墓室星圖在杭州出土，提供了證據。
西元979年

宋太平興國四年，張思訓造出以水銀為動力流體的水運渾象。
西元995年

宋道元年十二月，韓顯符製成至道銅渾儀。
西元1006年

宋景德三年四月二日，“見大星，色黃，出庫樓東、騎官西，漸漸光明，測在氐三度”，《宋會要》所記是豺狼座爆發的超新星，今為電波源。
西元1010年

韓顯符又製成一台銅候儀，用於教學，置龍圖閣。
西元1030年

宋天聖八年，燕肅發明分水壺並將其用於製造蓮花漏。由於末級漏壺由水位恆定而提高了計時精度。
西元1051年

宋皇祐三年十二月，舒易簡等鑄造出黃道渾儀。
西元1054年

宋至和元年五月已丑，“客星出天關東南，可數寸，歲餘稍沒。”嘉祐元年三月（西元1056年）“客星沒”。宋史所記為金牛座超新星，該星遺跡今為蟹狀星雲，其中心又發現了中子星。
西元1074年

宋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議，浮漏議和景表議，並與皇甫愈等合作製成熙寧渾儀。沈括晚年將其研究成果寫成《夢溪筆談》。
西元1089年

宋元祐四年，蘇頌、韓公廉等設計製成了水運儀象台。集測時、守時、報時於千一儀，是水力機械鐘表，轉儀鐘和天文台活動屋頂的鼻祖。
西元1180年

金大定二十年，金國頒行趙知微的《重修大明曆》。該曆製成於西元1175年，所用天文常數比較準確，第一次在曆法中使用等間距三次內插法。該曆重修的是1137年楊級造的金國天會十五年的大明曆，內容與祖沖之大明曆不相同。
西元1092年

蘇頌著《新儀象法要》一書，不僅詳述水運儀象台，還繪有全天星圖五幅及六十多幅機械設計圖。是宋代重要的科學著作。
北宋朱或著《萍洲可談》，其中記述了航海天文知識，如“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
西元1162年

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太史局測候用渾儀造成。南宋太史局建在杭州吳山。據《數書九章》當時天文台高達十二丈，最上層面積有5丈． 7丈。
宋代多次進行大規模恆星位置測量，其中景祐、皇祐、元豐年間的觀測留下了測量結果，是研究中國古代恆星測量的重要資料。
西元1190年

黃裳繪圖、1247年王致遠刻石而成的宋代石刻星圖現存蘇州博物館，反映了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恆星的測量結果。與蘇頌星圖一樣是位置比較準確的科學星圖。
西元1199年

南宋慶元五年後忠輔造《統天曆》，此曆有觀測基礎，開始編曆的1193年太史局有三台渾儀。該曆定回歸年長為365.2425日，與今公曆相同，但早三百多年。他還發現年長古大而今小。
宋代編纂的大型類書如《太平御覽》、《文獻通考》、《通志》、《玉海》等，收有大量天象觀測記錄。
西元1181年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六月，金國記“客星見於華蓋，凡百五十有六日滅”。《金史．天文》的這條記事是仙后座超新星爆發。
西元1220年

元太祖十五年，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曆》，最早提出里差之法，是地理經度的概念。
西元1267年

元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進《萬年曆》，並進獻出七種阿拉伯天文儀器，有渾天儀、方位儀、晷影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和星盤等。1271年建上都回回司天台，扎馬魯丁任台長。
西元十三世紀中葉

中國一些天文學者曾為中亞伊兒汗國編《伊兒汗天文表》效力，其中有屠密遲、李大遲、倪克孫、傅岩卿、愛薛（均為譯音）等。
西元1276年

至元十三年，郭守敬等製成天文儀器十三件，其中商簡儀、仰儀、高表、窺幾、景符、正方案等都是重大的發明創造，新儀器裝備了元大都天文台，該台遺址離今北京古觀象台不遠。
西元1279年

郭守敬領導了分布有27個測點的全國天文大地測量，測極高、交食時分、節氣早晚、晝夜長短等內容，為編《授時曆》積累了數據。
西元1276年

郭守敬等作了大量恆星位置的測量工作，部分測量結果收於明抄本《天文匯鈔》的“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中。可視為郭守敬星表。
西元1280年

王恂、郭守敬、許衡等人造《授時曆》，為制此曆而進行了多年實測，多次應用等間距三次內插法，創招差法、弧矢割圓術等新的數學方法，摒棄上元積年，論述曆理，是我國歷史上報為精密的一部曆法，實際行用達364年。
西元1355年

至正十五年，元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重建南宋吳山天文台。後因元末戰亂未果。
藏族學者布賴、仁坎珠（西元1290～1346年）著論述天象觀測的專著《賢者能喜》。
西元1364年

朱元璋稱吳王，召劉基造需戊寅大統曆，實系授時曆改名。
西元1384年

明洪武十七年，元統將大統曆曆元由原授時曆的1281年改到1384年。
明朝在南京雞鳴山建觀象台，將元大都（今北京）天文台古儀遷到南京使用。
西元1437年

明遷都北京後，在齊化門城牆上建立觀象台，複製了元代遺留下來的渾儀、簡儀置於台上。
明初司天台內設回回科，成員多來自元上都天文台，他們出的《明譯天文書》是譯自阿拉伯的回回曆書，譯者中有李羽、吳伯宗等。
西元1465～1487年間

貝琳又譯出《七政推步》，介紹回回曆的推算方法。
西元1405～1483年間

鄭和率船隊七次下西洋，航行中使用天文定向和定位的航海圖載於明茅元儀編《武備志》內，叫過洋牽星圖。
明代董谷著《豢龍子》，提出就某一天體系統而言，它有生有滅；就無限多天體系統而言，就說不出它的開端的哲學思想。
明人沈德符著《野獲篇》，記載“國初學天文有所禁︰習曆者遣成，造曆者殊死”，道出明代天文學發展停滯倒退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元1608年

邢雲路的《戊申立春考證》中，記他測得的回歸年長為365.242190日，僅差0.000027日。他著的《古今律曆考》中有行星運動受太陽牽引的思想。
明末蘇州孫雲球自已製成光學望遠鏡，據《蘇州府志》，他從虎丘視蘇州城內如現眼前。
西元1572年

隆慶六年十月，客星見東北方，出閣道旁，壁宿度，曆十九日。這條記載比第谷的觀測早三天，是仙后座超新星爆發。
西元1604年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客星見尾分，一更時出西南方，三十三年二月始滅。第谷也觀測了蛇夫座的這顆超新星，與明代記載的同一天觀測到。
西元1582年

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華，著作由李之藻筆錄，著有《渾蓋通天圖說》、《經天該》、《乾坤體義》等。從萬曆年間不斷有傳教士來華起，西方天文學知識逐漸傳向中國。
西元1606年

義大利傳教士熊三拔來華，著有《簡平儀說》、《表度說》。
西元1610年

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來華，著有《天問略》。
西元1622年

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來華，與明人李祖白譯有《遠鏡說》，反映了西學東漸的部分情況。
西元1529年

明崇禎二年，因舊曆日食屢屢不驗，詔命徐光啟等人編造新曆，參加制曆的外國傳教士有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人。他們想“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模型”制定新曆。歷經五年多完成的有137卷之多的《崇禎曆書》卻完全不同於大統曆的模式，而是建立在第谷宇宙體系基礎上的歐洲天文學體系，反映了中國天文學向西方天文學體系的過渡。此曆因守舊派的反對在明代始終未能行用。
西元1643年

方以智著《物理小識》，其中寫道波蘭籍傳教士慕尼閣曾第一次向中國學者透露過哥白尼日心地動說。因不敢公開加之未作詳細說明而幾乎無人如曉。
西元1644年5月

清兵進入北京。湯若望以曆局首腦身份請降，並將《祟禎曆書》刪成103卷以《西洋新法曆書》之名進獻。使外國傳教士第一次進入欽天監，也使西方天文學體系得到了官方的承認。
西元1644年

清頒行了依西洋新法曆書推算而成的民用曆書《時憲曆》，首次在民用曆中改平氣為定氣。
西元1669年

在欽天監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奉旨鑄造新儀，於1673年造成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天體儀等六件，今存北京古觀象台。他還著有《靈台儀象志》，說明儀器的製造原理和使用方法，書後附有用新儀測得的全天星表。
西元1714年

清康熙五十三年，欽天監奉旨重修《西洋新法曆書》，1722年完成，命名《曆象考成》。1742年又編成《曆象考成後編》，拋棄了過時的本輪均輪體系，採用地心橢圓運動定律和面積定理，是將日地位置顛倒後的刻卜勒第一、二定律。
清代天文學家王錫闡（西元1628～1682年）學貫中西，著述豐富。在《曉庵新法》等13種天文著作中，涉獵了日月食計算、內行星凌日，月掩行星等計算法，弘揚傳統天文學中的優秀成果，並吸取西法精華，作出創新的研究。
從師穆尼閣的薛鳳祚（西元1600～1680年）編譯著作十多種，其中《曆學會通》五十六卷，首次引進對數、三角函數對數，系統介紹歐洲天體運動計算方法。
西元1744年

清乾隆九年，欽天監新製璣衡擾辰儀，是清觀象台上具有中國傳統天文儀器風格的唯一的一台儀器。
西元1752年

欽天監編成《儀象考成》32卷，介紹新制儀器，編成以弗拉姆斯蒂德星表為底本的有星3083顆的星表。1844年編成《儀象考成續編》32卷，其中有星3240顆的星表是道光年間的觀測結果。
西元十八世紀初，進獻皇宮的禮品中有英國製造的表演哥白尼太陽系體系的儀器，稱七政儀和渾天合七成政儀，可惜僅編入《皇朝禮器圖式》，鮮為人知。
西元1760年

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向乾隆獻《坤輿全圖》圖旁說明哥白尼體系的正確和刻卜勒定律。該圖在鎖入深宮近四十年後翻譯出版，卻由阮元加了否定的按語。哥白尼體系在中國傳播艱難。
西元1799～1898年

由阮元、羅土琳、諸可寶、黃鐘駿分別主編的四卷《疇人傳》先後問世，書中匯集了包括清代的歷史上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生平和事蹟，是一部重要的資料匯編，並有編者評注。
西元1845年

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創約翰書院並有設天文學科，1864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辦同文會館，也設有天文學科。它們是外國人在華開辦最早的天文教育機構。
西元1853年

太平天國頒行麼天曆為它的革新精神表現在簡單好記、整齊劃一。小月三十天，大月三十一天，立春為元旦，節氣在月首，中氣在月中，一年長366日。但該曆在與天象的符合上很粗糙。
西元1859年

李善蘭與偉力亞力出版《談天》，是英國天文學家赫歇耳《天文學綱要》的中澤本。是詳細介紹當時歐洲天文學的重要譯著。為近代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媒介作用。
西元1872年

法國在上海建立徐家匯觀象台，1883年開始授時工作，1914年播發無線電時號；1894年日本在台北建立測候所；1898年德國在青島成立海岸信號局，1900年改為氣象天測所；1900年法國在江蘇松江縣建立佘山天文台。這些台站成為建立在我國的最早的近代天文學觀測基地。
西元1885年

康有為著《諸天讀》，書中稱讚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人在近代天文學發展中的重大作用，策一次把康德-拉普拉斯星雲說介紹到中國，修訂版中又加入張伯倫的重的星子假說和達爾文的月球起源於潮汐說，介紹了太陽系演化的新假說。
西元1911年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接管欽天監，建立中央觀象台，負責編算民用曆書，編譯出版《觀象歲書》和《觀象星辰》。
西元1912年

孫中山發布改曆令，使用公曆（格里曆）紀月、日，中華民國紀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紀年也改用公曆。
西元1915年

中央觀象台的《氣象月刊》擴充為《觀象總報》，1922年中國天文學會成立後改為《觀象匯刊》，1924年後改為《中國天文學會會刊》，直到 1949年止。
西元1923年～1949年間

中國天文學會舉行過了二十二屆年會，並在 1925、1928、1935年分別派員出席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大會。
西元1926年

中國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成立。1947年又單獨成立天文系。
西元1927年

南京國民政府在教育行政委員會設立時政委員會，負責編算曆書。
西元1928年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魯任首任所長。
中國留美學者張鈺哲發現1125號小行星，命名為“中華”。
西元1930年

中山大學建成天文台。
中國天文學會創刊普及雜誌《宇宙》。
西元1929年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動工，於1934年建成，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長余清松主持設計和建設，台內設60cm反射望遠鏡、20cm折射望遠鏡、135mm子午環、羅氏變星儀等，是中國依靠自己力量建成的第一個現代天文台。
西元1937年

9月因抗日戰爭，紫金山天文台大部分設備、圖書遷往昆明，1946年後才陸續遷回。
西元1938年

台北市立天文台建成，1948年台灣天文學會成立。
西元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原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改為紫金山天文台，屬中國科學院。1950年紫台設立昆明工作站，原上海徐家匯和佘山觀象台的天文部分，劃歸紫金山天文台領導。
西元1952年

8月，原由山大學天文系與齊魯大學天文專業合併遷往南京，建立了南京大學天文系。
西元1953年

8月，《天文學報》出版發行。
西元1957年

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國天文學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召開，選出第一屆理事會。
西元1957年

7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下設有天文學史組。
9月，北京天文館建成開幕。
西元1958年

中國科學院決定籌建北京天文台和南京天文儀器廠，並建立了天津國際緯度站。
西元1960年

2月，北京師範大學建立天文系。
9月，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設立天文專業，1976年定名為天文物理專業。
西元1964年

南京天文儀器廠建成，於1965年製成43/60/80折反射望遠鏡， 1971年研製出光電等高儀，後陸續研發出許多高水準的天文儀器裝備國內各天文台。
西元1965年

開始出版我國自已編算的《天文年曆》，每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西元1970年

中國成功地發射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
中國科學院籌建陝西天文台。
西元1973年

中國科技大學成立天體物理研究組，1977年擴展為研究室。
西元1975年

中國第一次回收衛星成功，它是我國發射的第四顆衛星。
西元1976年

3月8日，吉林地區降落了一場世界罕見的隕石雨，其中一號隕石重1770公斤。
西元1980年

5月12日，中國天文學會恢復在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中的會籍。
西元1980年

7月～9月，上海、北京、紫金山、陝西等天文台和武漢測地所參加國際地球自轉聯測。
7月1日，原BPV時號停播，時號發播由上海轉移到陝西天文台，BPM時號正式發播。
西元1984年

北京天文台密雲觀測站建成由28面9米天線組成的基線長1千米的綜合孔徑電波望遠鏡。
西元1985年

北京天文台興隆觀測站建成有口徑1.25米的紅外望遠鏡觀測室，海拔960米，是由南京天文儀器廠研製的儀器。
北京天文台懷柔觀測站太陽磁場望遠鏡投入使用，這台儀器受到國內外太陽物理工作者的高度評價，是由南京天文儀器廠研製的。
西元1987年

上海佘山天文台1.56米反射望遠鏡投入使用，它是上海天文台與有關單位合作研製生產的，觀測室由上海江南造船廠承建。
西元1989年

紫金山天文台青海毫米波觀測站通過鑑定投入使用。
西元1981年

上海天文台使用6米天線與德國馬普電波天文研究所100米天線，首次實現了洲際甚長基線電波干涉測量。在此基礎上，上海天文台於1987年建成25米電波天線，有28個通道和專用高效磁帶機；可以進行多通道觀測。
西元1989年

北京天文台興隆觀測站2.16米反射望遠鏡投入工作，這是南京天儀廠生產的國內目前口徑最大的望遠鏡。
西元1999年

1月27日，台灣第一顆人造衛星“中華衛星一號”發射升空。